温州人移民海外的历史虽有千年之久，但早期的海外移民基本上是孤立行为，像周伫、王德用等人出国后并没有带动大批的温州人移民海外，移居区域也较为分散。加之受“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思想以及当时妇女被排除在移民队伍之外等因素的影响，早期的温州海外移民并没有呈现连锁性、群体性现象。移民在那时也并非一种很自由的选择，只有官方派遣下的侨居和经商才是被允许的。任何形式的出国都会遭到家族的反对，人们害怕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大多数人还是不愿到别的地方去建造新的家园。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移民是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并且，海外温州移民的形态包括其自身素质、在居住地所处的社会地位及生活境况等，也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升级。
华工形态：移民大量来源于农民和手工业者
温州华工形态的移民大量来源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鸦片战争后温州人出国的主要形态。
纵观鸦片战争后的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建立殖民经济体系的需要而大量从殖民地掠取廉价劳动力，甚至订立条款以保证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如《天津条约》就规定“准许华工出国”。这就意味着很多中国人最适合也最容易以契约华工的方式被强制运送出国，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平阳县有十多人被洋人“招募”到南非德兰士瓦金矿做苦力；另一方面，近代温州的农村封建经济日趋衰落，而温州又地处东南沿海，地少人多，交通不便，迫使许多人出国做苦力以谋生。
考察温州几个重点侨乡的出国史亦表明，当地的温州人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才被迫外出打工活命的。这些侨乡大多分布在温州的瓯江沿岸和塘河流域，如永嘉的七都镇、瑞安的丽岙镇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温州人利用这种地理条件与外界打通联系，外出谋生。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乐清虹桥人刘道法先随温州木工前往新加坡做木工，后转赴印尼首创“中国木器公司”，因木器业生意兴旺，刘又捎信嘱乡人续赴印尼从事木器业。
此外，中国作为“一战”参战国，曾有大量的华工作为后勤人员派赴欧洲战场。如1916-1918年，法国招募了14万名华工，其中就有大量温州人。但无论是早期的“殖民华工”，还是晚期的“战争华工”，到了国外的温州华工在初入他国时，大多只想赚点钱，衣锦还乡购置田地，圆当地主的梦。因而，这些华工把赚钱作为出国惟一的目的，他们一心想着在仅有的那点留居时间里赚到尽可能多的钱，然后就回国与家人团聚，几乎少有长期定居国外的兴趣或念头。同时，他们在国外的生活条件仍十分恶劣，基本上睡在棚窝里或与他人挤住以节省开支，工作时间也很长，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活动。所以，这些华工中的大多数在契约结束后即返回国内家乡，只有少部分人因当地社会仍需留用而续留下来，甚至最终定居后经数年努力而逐渐转为华侨华商。
华商形态：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海外中国人
华商形态一般是指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海外中国人。这种类型的海外温州人不同于浙江籍的北股侨商，也有别于南股的青田侨商，而是由留居当地国的华工产生发展起来的。
这些华商一般在国外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便开设商店、餐馆、工厂等。一旦获得成功，他们必然会拓展经营规模，从而需要更多更可靠的人来帮助。而这些温州人，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他们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亲属、家族等传统社会关系观念淡化了，而职业、企业等现代社会关系观念则强化了。受此影响，“亲戚”在他们眼里也成为一种廉价劳动力，将他们带入移民行列，即能增强自己经济实力又易控制企业内部秩序。于是，海外温州人首先把自己的妻儿迁到国外，其中一些人的子女结婚后又把自己的亲属带往国外，如此不断延展，温州农村地区自然形成了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移民网络”。
除基于血缘关系的迁移模式，劳务输出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移民途径。国外的餐馆业、皮革业等华侨华人企业因行业发展需要，会不定期地向侨居国移民局和中国大使馆提出从中国引进劳工的申请。毫无疑问，华侨华人的朋友、同乡是首选对象。就这样，借助姻亲关系和雇主关系，海外温州人不断编织起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并借此保证自身获得更大成功。以巴黎的温州人为例，起初，他们开办的商店、餐馆、皮革加工厂一般是集中在巴黎三区这个范围内。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加入到法国社会，巴黎三区的温州商业街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温州人进行经济活动。1990年代开始，温州人把经济活动区域向巴黎的东北角延伸，在巴黎20区的美丽城大街(Rue de Belleville)开辟了新的经济活动区。最终，巴黎的三区成为温州人聚居的服装皮件加工区，美丽城则成为温州人商业社会的集中区。到法国的温州人一般都生活在这几个地区，很难脱离这个群体而到法国其他城市独立生活。
由此可见，海外华商是“二战”结束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的温州海外移民的一种重要形态，现在还在持续着。当然，这也是与“善贾”的温州人特性相吻合的。
作者：徐华炳（温州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整理：王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