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将于6月2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出席签署仪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其间的亚投行特别财长会发表书面致辞。习李轮番上阵，中国对亚投行的重视可见一斑。
亚投行最早是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会见印尼总统苏希洛(General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时提出来的。同年10月10日，李克强在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投行的倡议，并得到东盟方面的积极响应。在经过了近两年时间的筹备工作后，亚投行章程即将正式签署，意味着这一开发型金融巨轮将要正式起航。
章程规定，亚投行注册资本将为1,000亿美元，而中国将提供1,000亿注册资本中的297.8亿美元。根据投票公式，这赋予了北京约25-30%的投票权。紧随中国其后的股东分别是印度、俄罗斯、德国以及澳大利亚。根据规定，在涉及结构、成员、增资，以及其他章程规定的重大事项中，需要75%“绝对多数”（super majority）的同意，换句话说，北京将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但目前尚无法确认的是，北京在亚投行的绝对影响力是否是明智的。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此前称，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洁、绿色，精干即精简高效。亚投行将竭力避免亚开行(AD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机构所制定的过于官僚、繁琐而又缓慢的操作流程。
因此，亚投行考虑在贷款审批上赋予高级别官员更多放贷权力，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保留董事会的否决权。同时，代表亚投行各创始成员国的董事会成员将不驻守亚投行总部——中国北京。凡此种种，无论是事实上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还是不设立常驻董事会，都将毫无疑问地增强中国在亚投行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但问题在于，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金融机构是否有利于其自身发展？事实上，亚投行的任务范围应该涵盖整个亚洲（尤其是那些没钱投向公共支出和长期项目的最小、最穷的国家）的更广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不可能、也不应该局限于增进中国自身的利益，尽管它显然有助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中国近些年在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发展援助上的不甚透明进一步增强了外界对于北京乃至亚投行的担忧，从历史上看，北京几乎乃至完全不关注受援国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目的就是为中国承包商和中国制造的产品架桥铺路，拓展利益空间。中国的做法一度引发不少政治反弹。在赞比亚2011年的大选中，选民把以反对中国为纲领的候选人选上台。在2013年，时任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的萨努西(Lamido Sanusi)曾警告说，中国在非洲的做法绝对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因此，在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之始，需要确立健全的治理规则和保持较高透明度的声音便不绝于耳。于中国而言，更为明智的做法并非积极掌控亚投行使之服务于中国自身。事实上，中国需要在多边组织的框架下谋取活动的合法性，这就需要中国有意放弃一些自己的影响力——即便是在其自身设立的组织中。如果北京能够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发展亚投行，那么亚投行很可能会将更大份额的中国发展援助输送至亚洲内部，并在资金分配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形成互利双赢的局面。
换言之，在外界不断炒作英法等国纷纷“反水”，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之时，中国政府更应清醒地认识到，亚投行不是中国装点大国门面的一点砝码，争取到重量级的创始成员国只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推动亚投行健康良性发展，才是更为艰巨的考验。某种程度上，中国既要顺应其亚洲借款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要顾及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众多出资国对治理问题的关切，同时还要确保运营项目取得合理回报。如何使亚投行从中国的一个计划最终落地开花结果，考验的是北京的战略雄心与运作执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