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案
2013年6月15日，70多岁的达州居民蒋婆婆摔倒在地后，称自己被3个小 孩撞倒，并死死抓住了时年9岁的小江的手，要求赔偿医药费。经过警方调查，老人蒋婆婆及儿子龚某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决定对蒋婆婆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 罚（因其年满70周岁，依法不予执行），同时龚某某被行政拘留10日。
委屈奖
去年3月，在中国好人网第二届“搀扶老人奖”评选结果新闻发布会上，第二届“搀扶老人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这三名达州小孩获得“委屈奖”，奖金5000元。同时，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获得“正义奖”，获得奖金3000元。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周子铭
“扶老”仍在纠结
达州“扶老案”已经过去两年多，但对于事件中三位得到“委屈奖”孩子的家庭，纠结和顾虑仍然如影随形。小江的父亲让儿子转学，为了照顾儿子，江先生和妻子也不得不离开达州，举家搬迁，这是这个家庭的艰难抉择。
同样的纠结也发生在了另外两个孩子家庭。他们也表示，家人很担心，遭遇的这件事会对孩子产生不利。
“扶老”还在继续
2015年8月30日，河南开封暴雨，路面积水成河。一老人骑电动车涉水时突然倒地，在水中不停挣扎。多名路人上前围观后又退回。三分钟后，老人被几名路人拉起，却已死去。
“扶老”值得思考
是谁杀死了这个河南老人？媒体评论说：不是积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积水本没有机会溺死老人；不是冷漠，三分钟后还是有人上前将老人扶了起来；是犹豫！是在“扶就负责”的恶例面前的权衡再三。老人需要的，只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扶一把，可是，我们没有勇气。
要培育这种勇气，需要提供更多的救济和帮扶渠道。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中有“责任豁免”“谁主张谁举证”等规定。另外，公益组织向扶老反被讹的人颁发“委屈奖”。
只有法律站起来了，“遇摔即扶”才会成为普遍的选择。
9月1日，一个开学的日子。不过，小江的身影，再没在达州此前自己就读的学校出现。
今 年8月底，因中国好人网颁发的“委屈奖”，原本沉寂的达州“扶老案”又重新被拉回公众视野。然而，刚接受中国好人网“委屈奖”2000元奖金后，当事小孩 之一的小江一家，又将奖金退还给了颁奖者。这也是中国好人网自设立搀扶老人“委屈奖”以来，奖金第一次被人退回来。
最近，成都商报记者和小江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罕见的退还“委屈奖”背后，夹杂着小江一家复杂的感情，和两年多来卷入“扶老”事件的疲惫的心，以及被改变的生活。
这其中，经历了父亲第一次对孩子扇耳光，之后又懊悔地第一次对孩子道歉……此前，小江的父亲江先生还做了一件事——举家搬迁，“因（搀扶老人）这事，我原本的人生规划都被打乱了。”
“我犯了中国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觉得责罚孩子天经地义”
两个第一次
2013年6月15日，“扶老”事件发生以前，对于以后的人生，江先生一家早已规划好了。
江先生是南充人，妻子是达州渠县人。此前，夫妻二人都在外地打工。攒够钱后，江先生一家在达州城区购买了一套房子。事发前半年，江先生才从务工地广东回到达州。根据计划，等到江先生在达州站稳脚跟后，妻子也将从广东回来。届时，一家人就将在达州城区实现团聚。
一位陌生人最先把电话打给了江先生。夫妻二人长期在外打工，儿子小江主要时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很小时，小江就被要求，除了家里电话外，还需牢牢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当天纠葛发生后，有人问小江：“你爸爸妈妈呢？”小江随即告诉对方父亲的号码。
驾 驶自己的面包车赶到后，江先生看到的场景是蒋婆婆当时坐在地上，同时死死抓住儿子的手。江先生给了儿子一耳光，啪一声。“当时我以为就是儿子撞倒了老人， 闯祸了！”看到江先生动手打小孩，周围人开始劝阻。江先生介绍，当时就有人告诉他：“你冤枉孩子了。老人不是娃娃撞倒的。娃娃是做好事。”
江先生过来后，蒋婆婆终于松了手。小江则呼一下不见了踪影，江先生当时还顾不上儿子。他先将蒋婆婆搀扶到旁边的一个诊所里。
做完一切，江先生回到家时已近深夜。但儿子不在家。随后，江先生又组织亲友四处寻找儿子，“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在他同学家里找到。儿子被下午发生的事情吓懵了，另外也害怕我继续打他。”这是江先生第一次扇儿子耳光。
警方调查结果显示，蒋婆婆为自行摔倒。为此，江先生专门找了个机会，当着孩子外公外婆，郑重给儿子道歉。这也是9年来，江先生第一次给自己的孩子道歉。
“我犯了中国父母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觉得父母责罚孩子天经地义。有时甚至可以无需了解青红皂白。但对与错很重要。”江先生说。
不过，那时的江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对错，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弄得清楚。中间需历经种种波折。
结束? 刚开始！
搀扶、报警、委屈奖……“一次次以为结束，但最终发现其实才刚刚开始”
最后
回到了事情的原点！
送到诊所了，事情结束了？ 没有！
将老人搀扶到旁边诊所后，江先生觉得，事情已经终结。“周围很多人都能证明老人是自己摔倒的，孩子做的是好事。”
江先生回忆，也就在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自己才接到蒋婆婆儿子的电话，“对方表示，老人是被孩子撞倒的。要求出医药费。”电话中，江先生转告对方，如果坚持认为是孩子撞倒了老人，“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要求我们承担的责任，绝不含糊。”
电话中沟通两三次后，又有一两个月时间，对方没再联系。江先生思量，事情真的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2013年11月16日，事发5月后，蒋婆婆家人直接将老人背到江先生家中。
蒋婆婆在江先生家中只坚持了一个晚上。当晚，江先生并没有住到自己家里。“觉得心烦，不想待在家里，就到亲戚家中住宿。”
住在亲戚家里的江先生一宿没有合眼，“孩子年纪小，外公外婆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现在又多出一个老人。万一出了啥事，不好交待。”
警察来了，事情结束了？ 没有！
一夜未眠的江先生最终想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报警。另外则是让所有人全部投靠到亲戚家中。“惹不起，躲得起。”
警察到来，了解相关情况后表示，建议双方诉讼解决。
不过，到了17日傍晚，眼瞅着江先生一家收拾好东西，全部都将离开后，蒋婆婆表示，她要回家。
事情最终的结果是警方依据查明的真相，行政拘留蒋婆婆的儿子，“当时想到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了，不可能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没想到一年多后的‘委屈奖’，事情又再一次被关注。总之，一次次都以为结束了，但最终发现其实才刚刚开始。”
和 江先生的心烦相比，蒋婆婆住进江先生家中时，江先生70多岁的岳父岳母感受到的则是害怕。他们专门将自己的卧室腾了出来用于安置蒋婆婆，并同时不断念叨： “这怎么办嘛？这怎么办嘛？”而让江先生印象深刻的是，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儿子小江也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出去找伙伴们玩，就一个人待家里。”
“不按照法律的途径，而是取闹，先把事情闹大，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江先生说。
调解开始了，事情结束了？ 没有！
2013年6月15日，和小江一起玩耍的，还有另外两名孩子小杨和小余。蒋婆婆表示，自己是被三个小孩当中的一个撞倒的，但不敢确定究竟是哪个。
为解决问题，三家人曾和蒋婆婆一家，多次前往南外镇司法所进行调解。司法所将几方召集到一起商讨解决方案。“调解，对与错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化解矛盾，让事态得到平息。”江先生回忆。
在司法所接受调解时，三个孩子的家长，曾和蒋婆婆一家达成一致意见，每家赔偿蒋婆婆2500元。
这也是江先生内心深处再一次确认，事情又该结束了。不过，蒋婆婆一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江先生必须负责收齐另外两位两家的5000元赔偿，这让江先生难以接受，双方由此谈崩。
走出司法所后，江先生仍支付了1100元，“对方聚集了不少亲戚在司法所门口，不给钱不让走，打的出租车也被对方拦了下来。无奈之下，我只得把身上全部的钱都掏了出来。同时再次报警。”
原点：究竟是撞人还是扶人
江先生决定让事件重回原点——娃娃当时究竟是撞人还是扶人？于是，江先生和达州电视台全搜索栏目记者取得了联系。另外还做了幅广告牌，自个举牌站在正南花园附近，他希望寻找到更多目击者，以便将问题彻底弄清楚。
因 为媒体的介入，事件引发关注。特别是当地警方的一纸通报，更是将这种关注推向了高潮。通报中，警方明确：“现查明，蒋婆婆系自行摔倒，并非由三个小孩推倒 （有3名目击证人证实）。”“综合调查相关情况，蒋婆婆、龚某某（蒋婆婆的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决定对蒋婆婆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违法 人员蒋婆婆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不可能每一次纷争发生，都有一个摄像头忠实地记录下一切。实物证据的欠缺，往往成为还原相关“扶老案”最大的软肋。因此，事情最后沦落为一团乱麻。不计事实真相的调和，往往成为了不少“扶老案”最终的解决路径。
对此，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谈方表示，达州警方这一行为，具有在全国范围内首开先河的特殊意义。
举家搬迁，这个家庭做了艰难抉择，“这完全违背了以前的计划”
改变的人生
不期而来的“委屈奖”，让已经沉寂的事件，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5000元奖金中，小江受到的“委屈”更大，得到了2000元。小余、小杨则是每人1500元。中国好人网表示，主要是表彰他们能够在事件中起到坚持正义、揭露事实真相这一作用。
不过，也就在拿到奖金没多久，小江一家再次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那就是将2000元奖金返还给了中国好人网。江先生表示，虽然经历了许多，“但最终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正义。退回去，只想让这点钱能帮助其他的人。”
为此，江先生专门和儿子进行了沟通。经历过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耳光后，江先生开始重新定位父子间的角色定位，“把钱退回去是儿子最后做的决定。”
除退回奖金外，江先生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儿子转学。为了照顾儿子，江先生和妻子也不得不离开达州。“这主要是从孩子安全角度出发。”
举家搬迁，这是这个家庭的艰难抉择。“毕竟，我们已经在达州买房了。这完全违背了我们以前的计划。等孩子大些了，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再回达州。”
同样的纠结也发生在了另外两个孩子家庭。
2013 年事情发生时，另一个涉事孩子小余的父亲余先生39岁，但已因先天性肝硬化已从单位办理了病退。余先生的家住在达州市达川区南外镇，小余在市中心的学校读 书，出于对娃娃的安全考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没有接送过小余的余先生拖着病体，开始每天准时接送小余，这一接送就是半年，直到半年后，小余的爷爷奶奶在 市中心买了房子，小余开始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余先生才放心下来。
事件的另外一方，蒋婆婆孙子介绍，最近两年，蒋婆婆的身体还算健康，但在生活中仍时不时会提起这件事，一提起来就会流眼泪。“我们仍在继续寻找证据以证明清白，我们并没有放弃。”对于别的问题，蒋婆婆一家不愿回答。
退回奖金后，江先生一度拒绝接受采访。后来又表示，需对现在他所在的城市保密。“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我们现在只想安静地生活。”
时间悄悄改变着一切。小江今年11岁了。慢慢地，他已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变得活泼好动。只是，江先生一家规划的达州团聚，从原先的指日可待变得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