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反常现象是：如果中国司机意外撞倒了一个人，“潜规则”是把人撞死更好。
一个在颇受尊重的网上杂志发表文章的美国律师兼学者，却运用过往案例，以及引用系列中国司机肇事后反覆碾压受害人的视频，分析了这种现象。
桑特（Geoffrey Sant）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法学兼职教授，也是纽约德汇律师事务所（Dorsey & Whitney）的特别顾问。他最近在Slate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内地“反常的”的受害者赔偿法规，使得赔偿一名生还受害人的花费，远超过赔偿一名死亡受害者的遗属的花费。
1996到2000年，桑特在台湾生活时，第一次听说“撞了就撞死”这个概念。那之后到2003年，他一直在亚洲不同地方生活。
他题为《驱动杀害》（Driven to Kill）的文章在Facebook上已经被分享了9万9100次，吸引了超过1200条评论（大多数是表达震惊和难以置信），甚至让Slate为桑特举办了一次网上问答活动。
然而，文章的部分读者质疑桑特的说法的准确性。这些读者指出，桑特的文章中缺乏统计数据，文章描绘的中国司机形象是错误的或不完整的。大陆和台湾有不同的交通和赔偿法规，台湾还有独立的交通法庭，专门负责与司机有关的案件。
现在，来看看还要在中国“多呆一会儿”的桑特，是如何与《南华早报》对谈公正和中国驾驶行为，以及回应对“撞了就撞死”现象的质疑。
是什么触动你去写“撞了就撞死”这种现象，以及赔偿法规中的漏洞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知道有“撞了就撞死”这种现象。就像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当时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这种现象）的。但是，直到2012年左右我才真正考虑写一写这个现象。 2012年，我就另一个议题写了一篇文章，是“代犯”的问题，就是一个人雇用或者安排另一个人，代替他去坐牢或上庭。
那篇文章之后，我的一位内地朋友问我，有没有计划写一写“撞两次”的现象。但是当时，我觉得西方读者不会相信这种故事，除非我找到视频，展示给他们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夏天，我终于有一些时间，找到了一些展示“撞了就撞死”现象的视频，比如一些闭路电视片段，其中一些司机反复碾压被撞倒的路人。我找到这些视频之后，我觉得写这个文章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你在文中说，这种现象“挺普遍”，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我觉得这个“挺普遍”的说法被一些读者误解了。我要澄清的是，我说“挺普遍”是指这种案例在一年中会多次发生。我不是说有很大比例的交通意外都会导致“撞了就撞死”现象的发生。
“撞了就撞死”有多普遍？ 2013年7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原载于《工人日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引述一名货车司机说，“其实，撞了就撞死而不要只是撞伤，已经成了我们行业的一个潜规则了”。
“如果人被撞死了，我们都有能力赔偿，但我想，如果只是撞伤，就不是人人都有能力赔偿了。”
这篇评论说明，如果一个司机把一个人撞残了，或者撞成了植物人，赔偿将成为无底黑洞。
这个货车司机讲到了“潜规则”，但司机们有多经常会依照这个规则行事呢？我可以找到很多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相关报道。大致而言，大约一个月就会有这样一则新闻出现在新闻报道或者社交媒体上。
当然，那些“撞了就撞死”的司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不会被抓到。其中有多少案件被发现呢？ （因为有目击者或者因为事发过程被拍了下来）另一方面，有多少会“成功”而且不被发现呢？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不可能被确切回答的（有谁能知道有多少案子没被发现或者没被曝光？）。
不仅如此，如果假设这些案件中，至少一半，或一半以上，都没有被发现，那么这种现象的发生频率就是每几周就有一次。我怀疑实际频率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挺普遍”的。我是说此类案件在一年中会多次发生。我不是说大量交通意外最终都以“撞了就撞死”告终。
有数据吗？
中国不保存此类案件（或指控）的数据，但交通意外的数据挺有意思的。新华社曾报道说，在中国，致伤的交通意外和致死的交通意外是4:1。在美国，这个比例大约是70:1。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交通意外，比在美国的交通意外，更可能导致死亡。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的安全带使用率较低；中国的醉驾更多；中国的危险驾驶更多。
我认为，“撞了就撞死”的现象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那么大。但是，交通意外如此高的致死率仍然令人极度不安。
你提到过，大陆和台湾都曾试图遏止这种现象。努力足够吗？有什么可以改善？
台湾在遏止“撞了就撞死”方面似乎做得挺好的。 21世纪初期开始，台湾就采取了一系列司法行动，试图消灭这种现象。当时，“撞了就撞死”仍然是公开的秘密。台湾的《联合报》曾经在2002年报道指，台湾一个长期存在的奇怪的社会现象终于引起了立法部门的关注，那就是职业司机们产生的一种反常的想法——撞死比撞伤好。
我的印象是，台湾的交通状况在过去10年有很大的改善。我很难指出哪些司法或者社会上的变化对这种改善有最大贡献。可能是你所说的，交通法庭有效地遏止了这种现象。
也可能是多重司法改革的结果，比如改善代表逝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能力，也可能是社会进步，或执法优化的结果。我恐怕难以说出这些因素中，哪个最重要。台湾的交通仍有长路要走，但比过去已经好多了。
至于中国内地，中国政府通过强调“撞了就撞死”实际上是谋杀——因此也必须依此处罚——来试图遏止这种现象，政府也试图告诉公众，这样做既错误又愚蠢。
以上面提到过的，2013年7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的评论为例，文章说出了一系列理由，说明“撞了就撞死”是不合理的，包括司机应该知道自己会被抓，以及司机如果把人撞死，所受的惩罚将比把人撞伤严厉得多。
这类面向社会的游说是有其价值的，但我认为，还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做。首先，我认为中国要改变其赔偿体系，让致死的交通意外会引致高得多的赔偿，赔偿金额要更接近致残交通意外的赔偿上限。如果做到这样，“撞了就撞死”的经济诱因就会消失。
其次，中国的反腐行动要更加聚焦于消灭司法体系中的贿赂贪腐。
一个更好的保险制度是否会给赔偿制度的再平衡带来冲击？
或者是吧。改变中国的保险体系可能会有帮助。可惜，我不是中国保险业的专家，我恐怕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在Slate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收到什么样的反馈？
在美国，有各种混杂的反应。有很多人表示震惊，也有人说我是在撒谎。我觉得后者有点奇怪，因为《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主要媒体都指出了这种现象，而且也有人因为这样做而被定罪，还有视频展示案发过程。
我还收到一些信息，说在越南和墨西哥这样的地方，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中国有没有什么团体关注并游说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些活动的目标是改善中国的行人安全，但这些活动不是专门关注“撞了就撞死”现象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2009年在杭州，一辆改装车撞死一个正过马路的行人，那之后，杭州作出了一些努力。
杭州强制要求公车和其他车辆在斑马线和红灯前停下，部分斑马线甚至还画上了爱心，强调交通安全。
你有在中国开过车吗？
90年代我住在台湾桃园时，我开摩托车。我在桃园做的最危险的事就是试图遵守交通规则（最大的车走最右边的车道，以此向左类推）！我觉得90年代以来，台湾的交通有很大的改善，但它可以做得更好。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内地开过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