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新闻办公室官员称，扎伊丹是在科伦西亚饭店被绑架的，两名贴身保镖也被带走，有上百名持枪武装分子参与了绑架行动，但现场并未发生冲突。扎伊丹被绑架事件恰是当下利比亚国内局势混乱的一个缩影。由于各派利益纠结，诉求不一，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利比亚国内出现各派武装各自为政的“亚分裂状态”。
而在1978年，同样遭到绑架的意大利政府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Moro)就没有扎伊丹这么好的运气。他在被绑架55天后，惨遭杀害。
宝石行动绑架莫罗
1978年3月16日，无论对61岁的莫罗本人来说，还是对意大利这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这天早晨，莫罗早早地起床了。这位当今意大利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是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职最长的总理。
他现在担任着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尽管已辞去总理职务，然而不久前他成功地解决了意大利战后最大的政治危机—数月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由于莫罗从中调解，意大利天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历史性妥协”，建立了战后30年来第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政府。而今天莫罗即将向议会介绍他帮助组建的新内阁，并提请众议院进行“信任表决”。这是他三十多年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没有莫罗，意大利早就四分五裂了。
早餐时，莫罗难抑激动的心情，他边吃早餐边对夫人发感慨：“生活每天都是新的。”想到协议即将通过，莫罗喜形于色。
同往常一样，莫罗每天都是早上8点半乘轿车上班，4名保镖乘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然而，莫罗做梦也没有料到，意大利极左翼恐怖组织红色旅已经在他上班的路上设好了陷阱。
早在半年前，红色旅就制定了绑架莫罗的“宝石行动”计划。为此，红色旅分子曾多次勘察地形，精心选择路线，修改行动方案，并利用夜间偷偷地进行实地演练。此时，在莫罗的必经之路，红色旅成员正在等待他的到来。几天前，他们从布拉格潜回意大利，为“宝石行动”做最后准备。
当莫罗的车进入他们的视野时，红色旅分子驾驶的两辆汽车从一条小巷子里开了出来，随即加大油门，风驰电掣般地向莫罗的轿车迎头冲去。瞬间，4辆车相撞。
安排站在路口的红色旅分子立刻打开旅行包，取出冲锋枪，向莫罗的汽车冲来，对准前排座位就是一阵猛扫。经过特殊训练的杀手们把这一切都浓缩在刹那间，成串儿的子弹钻进座椅和人体。
从撞车到所有莫罗身边的人都被击毙，只发生在短短的几十秒内。莫罗也很快被红色旅分子劫持到预先准备好的警车中呼啸而去。红色旅几个月来煞费苦心的计划得逞了。
很快，总理莫罗在大街上公然被绑架的消息传来，意大利举国震惊。意大利政府立即行动，警方封锁了出事地点的所有道路，对过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但警察把罗马城细细地搜过了一遍后，竟没有发现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
3月18日中午，罗马《信使报》的一个记者接到一匿名电话，电话中，红色旅宣称是他们绑架了莫罗。按照电话的提示，记者找到了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和莫罗的一张照片。在那张黑白照片上，莫罗哭丧着脸，双目无神，苍老了许多。在莫罗身后的墙上，还挂着一面旗帜，上书“红色旅”几个大字。
在“第一号公告”中，红色旅为绑架莫罗的行动辩解。他们声明说：“星期四，红色旅的一个武装小组绑架了天民党主席阿尔多·莫罗，并把他关进人民的监牢……我们绑架了莫罗，并将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审判……我们要对跨国公司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攻势！我们要袭击帝国主义的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代表人物，以粉碎这个阶级的结构和计划。”
《信使报》得到这个公告，赶印了一批号外，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了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和莫罗的照片。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莫罗被红色旅绑架的事情成了轰动全球的爆炸性新闻。
红色旅和莫罗的年代
红色旅绑架莫罗，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用莫罗这个最具影响力的老牌政治家才有可能换取被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红色旅头目雷纳托·库尔乔(Renato Curcio)。
红色旅正是库尔乔一手创建起来的。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缩写为“BR”)是一个意大利的极左翼恐怖组织，它最初的成员是一些左翼激进的工人和学生。
上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战后短暂的“经济奇迹”中断，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生产力下降等经济和社会危机。政府无力解决工业化发展所带来政府腐败、住房紧缺、福利下降等问题。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正在减弱，而官僚、军队、党派和贸易联盟被不断揭露出来的丑闻所困扰，直接波及了意大利最高统治阶层。
政治和经济危机持续打击着意大利，对于种种变故，意大利民众普遍表现出对政局的不满。而在社会危机面前，受到当时西欧大学生学潮的影响，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渴望对社会进行反抗，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绝望情绪。很多人因此“投身革命”，“革命”成为这一时期重要注解之一。
于是，各种各样的“革命理论”层出不穷，有些教授和左派学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并吸收了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思想，企图通过少数人建立“无产阶级武装中心”，制造恐怖事件，迫使当局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从而“暴露国家制度的真面目”，以激起人民的武装反抗，从而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风云激荡的社会背景下，特伦托大学社会学学生库尔乔等人创建了红色旅。红色旅的第一批成员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出身于各种各样社会背景的家庭中：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都上过大学，并在大学里成为政治上的极端分子。
库尔乔思想激进，大学期间曾研究过切·格瓦拉的“城市游击中心论”，对这一思想非常崇拜。红色旅成立时，库尔乔为其拟定了宗旨：开展城市游击战，破坏意大利国家政权。
从此，在意大利这块黑势力易于滋生的沃土，除了黑手党，亚平宁半岛的上空中又多了一个幽灵在游荡。但与黑手党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不同，红色旅从事的恐怖活动注重政治影响，重点打击意大利现政府。它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行宣传鼓动，致使其支持者一度有20万人之众。
红色旅对付政府官员的手段颇为残忍。他们不直接杀死官员，而是射击其膝盖，使其从此再也无法站立—因为“官员的瘫痪象征着权力机构的瘫痪”。当然，他们最喜欢的“革命事业”还是绑架。从1973年起，他们数次绑架政府官员和商界巨头以要挟政府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
1977年5月，红色旅头子库尔乔被捕。之前，库尔乔曾数次被捕，但由于红色旅对法官进行恐吓，使其大多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有一次，红色旅还曾“劫狱救主”。鉴于红色旅的斑斑劣迹，这次意大利政府决定对库尔乔动真格的。
于是，围绕着审判库尔乔等人的事件，红色旅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在法庭上，库尔乔不断对审判者发出威胁；在法庭外，红色旅竭力破坏审判。而红色旅的攻击成功地使前两次审判化为泡影：第一次，他们对法庭审判进行了恫吓，使所有的陪审人员都甩手不干了；第二次，红色旅杀死了一名法官和由法院为库尔乔指定的著名辩护律师，迫使审讯再次中断。
1978年，法院的大法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又组织了一个陪审团，并定于3月17日进行一次新的审判。但就在这次审判开庭的前一天，红色旅为营救库尔乔而实施了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那就是：绑架莫罗。
对莫罗“执行死刑”
3月25日，红色旅寄出了“第三号公告”，并同时公布了莫罗写给内政部长的一封信，在信中，莫罗措辞委婉地请求政府释放库尔乔等人，以换取他恢复自由。莫罗的信当天就在罗马《人民报》上全文发表，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意大利政府和天民党认为，尽管这封信确实是莫罗的手迹，但莫罗可能是被迫写的，甚至可能受了药物的影响。政府的立场坚决不变，即不接受红色旅的任何讹诈。意大利第二大党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立场，认为“民主政权决不能向恐怖主义低头”。
随后，红色旅不断地发出新的公告，莫罗的亲笔信也一封封地接踵而至，但政府全然置之不理，拒绝和红色旅进行任何交易。红色旅决定戏弄一下这个强大而顽固的国家机器。4月18日，红色旅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七号公告”，宣布红色旅“人民法院”已判处了莫罗死刑。公告中说：“我们已经以自杀的方法处决了天民党主席莫罗。我们将允许找回他的尸体，提供他尸体所在地准确地点：莫罗已经葬身于杜凯萨湖的泥泞湖底。这仅仅是一长串‘自杀’的开始。”
政府立即行动，但一无所获。红色旅分子看到政府被自己调度得团团乱转，获得了一种巨大的满足。4月20日，“第八号公告”出现了，公报宣布莫罗仍活着，他们再一次发出最后通牒：“天民党人及其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释放我们的战友，时间从今天下午格林威治时间14点算起，这个时间一过，我们就将处决莫罗！”
在红色旅的要求下，莫罗写了一封又一封言辞恳切而又凄惨的信，分别投寄给新内阁总理、内政部长、天民党书记和他的妻子，以个人的名义呼吁释放库尔乔。
然而，莫罗在密室里通过电视看到，政府官员坚决拒绝了他和红色旅的要求。当莫罗发出的第80封信被拒绝后，他彻底绝望了，他喃喃地说道：“悲剧就要收场了……”红色旅也明白，以莫罗作为人质来要挟政府已不可能了。
5月9日凌晨，红色旅对莫罗的“行刑”时刻到了。红色旅的几名杀手走进密室，向莫罗宣布了“人民法庭”的判决书，“对资产阶级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都成立，人民决定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
红色旅把莫罗提出密室，押到一辆雷诺牌轿车旁。恐怖分子对准莫罗连开了十多枪。莫罗没有立即死去，他躺在血泊中痛苦地抽搐了几分钟。事后尸体解剖表明，莫罗身中11弹，但没有一颗子弹射中了心脏。
红色旅分子把莫罗的尸体塞进了雷诺汽车的后排座位上，然后将尸体转移到市中心的加塔尼街，这里位于意大利共产党总部和天民党总部之间。红色旅认为，这象征着两个政党“历史性妥协”的破产。
莫罗事件让意大利反思极左
5月9日下午，警察发现了已经僵硬了的莫罗的尸体。
莫罗被杀害的消息传开后，千千万万意大利人于当天自发举行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愤怒、痛苦和震惊，抗议红色旅的恐怖行径。红色旅的暴行也震惊了整个世界。全球各大新闻机构用不同的语言，于当天把这一让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世界。
莫罗被绑架并被杀害的事实让整个意大利开始反思。可以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国家都没有看出左派恐怖主义的危险。直至“莫罗事件”发生才迫使意大利重新评估这一问题。
莫罗事件还促使意大利政府加强了对红色旅的镇压。意大利议会为制定《反恐怖活动法》已进行了几年马拉松式的讨论，却毫无结果。但在莫罗死后的第7天，众议院就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个法案。
红色旅也因莫罗事件丧失了支持者，同时也造成了其内部的混乱和分裂。意大利警方趁机行动，抓获了大批红色旅成员。红色旅元气大伤，开始由盛转衰。
但红色旅并不甘心失败，决心孤注一掷，以更大的恐怖活动来挽回颓势。1981年12月17日，他们绑架了北约南欧地面部队指挥官、美国准将多齐尔。红色旅在多齐尔的罗纳城别墅里将其绑架并在墙上留下一个红星加机枪的标志后驾车扬长而去。消息一出，世界又一次震惊了。但这也是他们疯狂行动的谢幕演出。
可以说，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暴力和恐怖成为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之一，抢劫、爆炸和凶杀是很普通的事情。当时的官员们估计，在整个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组织多达20个，右翼恐怖主义组织有6个，其中最大和最有破坏力的仍数红色旅组织。
红色旅制造的莫罗事件深刻地改变了意大利政治的历史走向。2003年，意大利导演马可·贝罗奇奥将莫罗被绑架事件搬上荧幕，这就是电影《再见，长夜》。从贝洛奇奥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年这一恐怖事件对意大利政治格局造成的冲击以及至今仍对意大利人精神造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