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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岷县全国第一乞丐村村民:我们替人背了黑锅

核心提示:   该村墙壁上的宣传标语  寒暑假,曾是乞讨的高峰期。到了假期,小寨村在外打工的父母、爷爷奶奶,会赶紧把孩子接走,而这些声称在外打

 

  该村墙壁上的宣传标语

  寒暑假,曾是乞讨的高峰期。到了假期,小寨村在外“打工”的父母、爷爷奶奶,会赶紧把孩子接走,而这些声称在外“打工”的成年人,有一部分是在乞讨,而小孩则成了他们乞讨获得暴利的工具。

  所以,每到假期,当地政府总要开大会,动员村民不要外出乞讨,而要靠劳动致富,让小寨人活出自己的尊严。

  村民们说,听的宣传多了,他们也意识到,乞讨是耻辱的,打工只要肯出力,经济收入也比乞讨要高。

  甘肃省岷县中寨镇小寨村,10年前,这个村庄因“乞丐村”闻名全国。尽管村民们尽力修复着因乞讨而丧失的尊严,但“全国第一乞丐村”的称呼,也成了这个村挥之不去的心病。

  遏制小寨村的“乞丐”,也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10年来,虽然小寨村鲜有村民外出乞讨,但外界对“甘肃岷县外出乞丐”的报道,几乎都要提及这个“乞丐村”,这也让小寨村的村民感到了沉重的包袱。

  近日,在北京、南京等地出现的岷县乞讨人员,又让这个“乞丐村”走进人们的视野。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发自甘肃岷县)

  被人冒名 那些乞讨人员,“没一个是我们村的”

  日前,北京、南京等地不断曝出“全国第一乞丐村”小寨村的村民在地铁上乞讨,随即,小寨村再次引起媒体关注。

  小寨村的村主任方俊文,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去南京准备接回发现的7名乞讨人员。可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些乞讨人员都不是他们村的,而是邻近乡镇,“小寨村”只是被人冒了名。

  而小寨村村支书李文忠则很肯定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南京和北京发现的自称是小寨村的乞讨人员,被证实没有一个是小寨村的。

  村民们也有些哭笑不得,“自从小寨村因乞讨出名后,附近地区的乞讨人员被发现后怕丢人,都说是小寨村的,小寨村是替人背了黑锅”。

  李文忠说,小寨村2060人,今年尚未发现有人在外地乞讨。在8月10日,中寨镇和小寨村的干部们,还对村里逐家逐户进行了排查,外出打工的人家都一一核实去向。每年,当地政府都会对村民进行这样的教育和排查,遏制乞讨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

  如今的小寨,人们对乞讨讳莫如深,问及的村民只会说,“我没出去过”,但对其他一概不谈。一位村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大家都知道乞讨是丢人的事,以前即使出去乞讨,也都是说“打工”,几家关系好的一起出门,方便有个照应,但回来了也不说。

  2005年,作为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李玉平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号召小寨人放弃乞讨,靠劳动挣钱。

  此前,媒体关注这个甘肃南部的偏远村庄,以“全国第一乞丐村”这种村民们认为并不光彩的方式闻名全国。

  小寨村,周围土地贫瘠,村民们在石头山上开垦土地,种上一季青稞、玉米,有没有收成全看天意。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农闲时分,乞讨,曾是这个小村庄的谋生途径,渐成风气。一部分早期出门乞讨的人,带回了钱,甚至盖起了楼,人们外出乞讨从要馒头到要钱,从填饱肚子到发家致富。

  7岁时,李玉平就被父亲带着到外地乞讨。最后,他要求父亲送他上学,得以考上一所职业院校,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李玉平曾吐露心声:“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正是他“自爆家丑”的举动,让全国媒体蜂拥而至。

  小寨村的人说,媒体报道后,“像被活生生地扒光了衣服”。小寨村的人们开始自我修复丧失的自尊。

  阴影难除 到外地上学,自我介绍时被嘲笑

  去年,13岁的李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对于这个大山中的人家,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李福满怀希望地跨进校门,可在第一天做了自我介绍后,李福说,他恨不得马上回老家,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当他说到自己来自“小寨村”时,下面哄堂大笑。有同学小声说:“乞丐村。”李福说,他的自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真想找个缝钻进去”。

  李福的遭遇,让爷爷奶奶疼在心里,却不知如何安慰。这样的尴尬,并非李福一人感受到。10年前,被媒体关注后,“乞丐村”的称号伴随着从这里走出的村民们。老村支书杨敬忠认为,媒体大肆报道“全国第一乞丐村”,很多情况也被夸大了,村里人对记者比较敏感,多数人不愿多谈。

  杨敬忠说,以前媒体报道说80%的小寨人都出去乞讨,根本不是事实。他认为,即使在最普遍的时期,也只有少部分人出去。现任村支书李文忠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013年,他上任时,全村2000多人,只有10几人在外乞讨。现在,这些人是镇、村工作人员做工作的重点对象,也没有再出去乞讨了。

  8月15日,在小寨村新村庄的村口,几位老人正陪着孙子们玩耍,这些孩子不到一岁,父母外出打工,照顾小孩的任务则留给了老年人。

  这在以前是很难出现的画面。到了寒暑假,在外“打工”的父母、爷爷奶奶,会赶紧把孩子接走,而这些声称在外“打工”的成年人,有一部分是在乞讨,而小孩则成了他们乞讨获得暴利的工具。

  寒暑假,曾是乞讨的高峰期。当地政府总要开大会,动员村民不要外出乞讨,而要靠劳动致富,让小寨人活出自己的尊严。

  村民们说,听的宣传多了,他们也意识到,乞讨是耻辱的,打工只要肯出力,经济收入也比乞讨要高。

  一位照顾小孩的老人说,现在农村人素质提高了,大人都是为了小孩过得好。她指着自己的孙子:“我孙子每个月奶粉都要吃好几百块钱的,谁还舍得让他出去要饭。”

  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也让人们找到了新的致富途径。当地种植黄芪、当归等中草药,每家每年也能靠此收入一两万元。农闲时,村民们再去新疆、内蒙古等地帮人种菜,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而对于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有80元~100元的养老保险,贫困户每月还可以有200元的补助。如果出门乞讨,则很有可能取消这样的待遇。

  意识转变 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带孩子出去是对不住孩子”

  遏制小寨村的乞讨,成了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在小寨村周边的镇、村,却又兴起乞讨之风,很多时候,小寨村也是替他们背了黑锅。

  临近村庄的方红,刚被村干部从北京接回老家。1个月前,她带着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被送到救助站时,也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除去路费等费用,乞讨一个月,她仅收入1000多元。

  回到老家后,方红没有和邻居们谈起自己的“打工”经历,感觉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却又无人点破。

  方红认为,她乞讨是生活所迫。2013年,为了建房,她家向信用社贷了五六万元,加上村里的补助,一共凑了10几万,盖起了两层小楼。

  方红说,本来准备多贷一些钱,可又怕还不起。房子修好后,方红家每年要承担很高的利息。但到了一年的还款期,方红拿不出来钱,都是先在村里找人借钱,把银行的钱还上后,再赶紧从银行贷款,然后再拿去还。

  方红家里的楼已经建好,但墙面没有粉刷,家里也只有几个老旧的家具,看起来与新房很不搭。方红说,她还算幸运的,凑钱把房子建好了,还有一些人家,建了一层后没钱了,只能出去挣钱,回来再盖。

  住着两层小楼的方红,却不得不为了钱去乞讨。她没有透露,自己以前是否也乞讨,只是感觉乞讨是生活延续下去的方式。

  方红说,她也知道乞讨很丢人,还常常受气,两个孩子跟着也经常吃不好住不好。为了两个孩子,她从不拣别人不吃的东西,都是买些东西吃,但晚上只能走到哪住到哪,“我也知道两个孩子是跟着受罪”。

  而她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当被问起是否想上学时,两个孩子先看看方红,然后默默地点了头。

  村民们对待乞讨的态度如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大家心照不宣都去乞讨,对乞讨是麻木的。而现在,很多村民已经意识到乞讨丧失的尊严。

  不少村民在内蒙古、新疆打工,帮人种地、当建筑工,虽然辛苦,但村民们说,“打工不受气”。在建筑工地搬砖,一天有100元的收入,虽然经常没活干,但除去吃住成本,省吃俭用每年也可以攒下两三万元。

  因建房而欠下数万元,甚至十余万元债务的村民并不占少数。但村民们认为,出去打几年工,慢慢还,“打工、种地都能挣钱,要饭的人是又想赚钱,又不愿意出力”。

  坐在村口的方艳丽,一边抱着孙子一边说,农村人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带孩子出去是对不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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