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供养”
熟悉法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在劳工和社会保障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福利高。举一些例子：最低工资9.61欧元/时（2015年）；生孩子可以养家，3个孩子每月900欧元，国家帮着养孩子到18岁；原工资2000欧元的工人干了两年，失业后可以领一年大约1000欧元的失业金（相当于失业者以前毛薪的57.4%至75%），然后再去干两年，再去失业……
针对本国人提供这样“爱的供养”尚且可以理解，然而外国人的福利也不错。再举个贴心的例子，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能享受到的福利：租房补贴。在里尔，36平方米的房间带厨卫，小两口一个月租金580欧元，和邻国比利时差不多，但是每个人有200欧元房补，最后每人每月只用花费90欧元；在雷恩，20平米的小公寓也是带厨卫，一个月400欧元租金，房补200欧元，自己只需交200欧元的房租。
再参考一下物价，巴黎相当于中国的北上广，更是旅游城市，物价稍贵，一顿正餐不上酒大约18欧元，就是牛排、沙拉，带一个浇头，面包、黄油随便吃；在香榭丽舍大街买一个汉堡加一杯可乐大约9欧元，在其他普通城市里，价格会便宜大约30%，拿着学生卡吃汉堡套餐大约5欧元不到。至于房租，法国的二线城市能比巴黎便宜一半，加上前文提到的房补，就是赚得比北上广多，吃喝玩乐的价格比北上广还低。
法国发达的工业体系、雄厚的资本积累、完善的创新保护机制，激发了高劳动生产率，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在福利制度的保护下衣食无忧。但在这般“爱的供养”下，法国人却延续了其一贯风格，继承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又一次走上街头，组织参与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甚至发展为街头暴乱。
从“黑夜站立”到喋血街头
本轮游行示威当然不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甚至不是本年度第一次。3月7日起，反对《劳工法》改革方案的群众就开始了抗议活动。至3月31日，法国全行业在七大工会的领导下，联合学生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也是从当天开始，民众聚集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开始一次次通宵达旦的演讲和辩论，内容集中在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密室政治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等议题，特别是在劳工权力议题方面，批判反思了整个法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被称为“黑夜站立”（Nuit Debout）。
就形式来说，“黑夜站立”是对话和协商民主的新型尝试，得到了诸多评论家和学者的好评；就内容上来讲，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活动的核心集中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产权价值观，即狭义的财产权究竟能否继续适应现阶段的社会发展，能否继续成为创造财富的最基本手段。简单解释一下，如果将财富创造视为劳动利用技术并作用于资本，并将技术看作固化的资本积累，那么在此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和界限究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劳方和资方究竟谁的权力更大？
具体来说本次斗争的焦点集中在3600多页、重达2公斤的新《劳动法》上，特别是以下2个最吸引眼球的规定：取消每周35小时工作制并削减加班费；给予雇主更多的自由去解雇员工，包括取消“工龄两年以上的被解雇员工最少可享受6个月工资补贴”的规定。本次改革一改前一版本中诸如“下班后雇主向员工打电话、发邮件非法”和“自愿加班的员工非法”的风格，彻底右转。于是乎，热血的法国学生和工会一拍即合，从3月10日开始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在月底以“黑夜站立”的形式席卷全国。
但是和大多数的街头游行一样，组织者逐步失去和平抗议的耐心和对愤怒个体的控制能力，在一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整体劳动人口失业率高达10.3%的国家，暴力被轻易的释放了出来。举盾的防爆警察，冒烟的催泪瓦斯，喷射的高压水枪，燃烧着的汽车，投掷石块的蒙面人成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最不和谐的画面。
街头政治的动员只是政治全局中的一步棋
在近代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代议制民主”成为几乎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不二选择，即普通民众选出代表成立议会，以选票的方式决定公共选择的偏好。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
无论在哪个国家，“合法”的游行、示威、抗议都不会被制止，但鉴于街头政治运动的特点，“合法”的界限一般被划在“非暴力”的“公序良俗”上，即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但绝大多数的抗议性游行示威活动往往会演化为暴力行为。
以法国为例，我们来看看街头政治一些简单的特点。当年轻人因为失业，因为贫富差距，因为愤怒而走上巴黎、里尔、南特、马赛的街头，以情绪代替理性，终究还是将和平示威转化成为街头暴乱，而法国的政客们躲在幕后，静静地观察事态发展，从中获取利益。
首先，情绪化往往是街头政治动员的基础。组织者利用情绪化的个体，将个体情绪通过街头政治释放，同时利用群体效应反作用于他人，“情绪的螺旋”轻易将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凝结成为集体，形成与传统秩序的有效对抗。
其次，年轻化往往是街头政治动员的载体。大量失业的、对社会不公充满愤怒的年轻人一旦得以有效组织，无论是在精力和体力方面，还是在理性判断方面，都会成为街头政治家们实现野心的有效工具，因此，年轻人总是成为街头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
接着，暴力化往往会成为街头政治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之前还是一群充满正义感、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释放荷尔蒙，同时还能为社会进步做点贡献的话，街头运动暴力化则是“激进累加”的结果，加上大量“理性投机者”的加入，街头政治的性质迅速变化。
最后，由于街头政治往往是议会政治等其他政治形式的重要组织部分，因此，国家机器或者是其他政治力量会迅速作出反应。除了必要的社会治安维护外，或镇压，或中止，或放任其成为革命，推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因此必须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就是法国政坛的态度与变化。
今年二月，奥郎格政府刚刚经历改组，瓦尔斯再任总理，时隔一月就携改革方案“勇闯议会”，却遭遇狙击。目前，改革方案一字不改就通过似乎可能性不大，给核心条款预留缓冲，再从国会通过的可能性较大。当然，如果不做任何改变、强行通过，如另一位强行通过法律议案的前总理德维尔潘一样，瓦尔斯政治生命结束；如果不做任何改变，瓦尔斯会代总统“背锅”，直接辞职，也会结束其总理任期。
不管怎讲，总理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但幸好这不是“府院之争”的结果，而是法国的执政党社会党针对现阶段法国公共政策的强力反弹。一个左翼政府和工会、学生关系破裂，“迫使”其政治盟友走上街头，不用想都知道总统和党魁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一方面，这有悖于左翼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在去年年底被称为“总统选举提前测试”的法国地方选举中，右翼的共和党大获全胜成为第一大党，同时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也一举成为第三大党，执政党若不做出妥协，极可能丧失执政地位。既然右倾明显，与其让对手在2017年击败自己后再大行其道地搞社会改革，不如“顶风作案”，自我革命，赌全党之执政基础，押上一位总理的政治生命，笃定反对党不会公开支持抗议，一举通过资方优势的新《劳动法》。
于是，一个像极巴西总统卢塞夫的法国总理出现了：只要削福利就会下台。在社会福利的“荆轮效应”中，街头政治终究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