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个高清摄像头严密监控着博社村。 澎湃新闻记者 马世鹏 图
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两块52寸的液晶屏闪烁着画面，记录整个村庄公共空间的风吹草动。连接屏幕的，是安装在村庄各处的43个高清摄像头，它甚至可以识别进出车辆的车牌号。
这是广东省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一个被监视下的村庄。
除了高清摄像头的严密监控，村庄四周立着的大幅禁毒广告牌，40多名警力的长期驻扎，无不显示着这个村庄的特别之处。
两年多前的2013年12月29日，广东警方动用三千警力，对该村进行一场大清剿。广东省公安厅通报称，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贩毒活动。
广东“制毒第一村”的名头随之广为传播，博社村的繁华急转而下，禁毒成为这个村庄一个沉重的话题。扩及整个陆丰市，自上世纪末以来，已两度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毒品犯罪重点整治区。其中，第二次“戴帽”已经5年之久，如何摘掉“毒帽”亦成为当地政府不敢松懈的重中之重。
5月17日，陆丰警方再次发布悬赏通缉令，通缉328名制贩毒在逃疑犯，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甲西镇，仅博社村就有65人。
“目前追逃是‘摘帽’最主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也在鼓励当地人转产转业，以根除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但这是一个长期工作。”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嘉说。
禁毒前沿：高清摄像头监控下的村庄
从陆丰市出发，一个小时的车程到甲西镇，走过两侧满是荔枝林的水泥路，6公里之外就是博社村。越靠近村子，路边电线杆上贴的禁毒标语越密集，村口，矗立一块写着“深入持久开展禁毒斗争”的大型宣传牌。
自2013年底广东警方的那次大规模扫毒之后，该村便一直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如今的博社村显得十分平静，街上不少孩童自由玩耍，老人坐在家门口闲聊，不时有年轻人骑电瓶车穿街而过。不过，多名店主在澎湃新闻采访时抱怨，近两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生意也在走下坡路，“那么多人被抓，怕被抓到的人也跑了。”
一个有40名警力的禁毒工作组长期驻扎在这里，2016年1月，又有一个从汕尾、陆丰两市公安局调派的7人工作组进驻，由陆丰市公安局局长任组长，定期对村子清理排查，挨家挨户作禁毒宣传，动员家属劝说在逃涉毒嫌犯自首。
工作组一名民警介绍，博社村还被划分成14个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每个片区由工作组成员专门负责。“今年，进出博社村的主要路口装了43个高清探头，进行实时监控，摄像头还可以识别进出车辆的车牌号。”
配合警方清理排查之外，博社村村支书蔡龙秋签订了一份《干部禁毒承诺书》，承诺主动排查毒品犯罪，否则自愿接受处分。每个村民也被要求签字承诺管好自家无人居住的房屋、果林地、临时工棚等容易被制贩毒分子利用的场所，一旦发现有制贩毒活动，制毒场所所在土地交由村集体管理。
蔡龙秋说，虽然村中再未发现制毒案件，但仍是重点整治村，一旦放松，就可能有村民冒险，毒情出现反弹。
这种担心并不过分。甲西镇22个行政村均有工作组进驻，博社村是其中13个重点禁毒整治村之一，但严厉打击之下，仍时有毒品案件发生。今年2月至4月，甲西镇康美村、范袁村和上堆村就查获两个制毒窝点、一个藏毒窝点。
此外，65名在逃疑犯成为博社村的“心头之患”。“他们有技术，有渠道，在暴利的引诱下，一旦放松就可能回来作案，严密监控就是不给他们作案的空间。”博社村工作组副组长、汕尾市公安局治安巡逻支队政委林天说。
毒村往事：麻黄草残渣路边随意堆放
在甲西镇，博社村已成为一个“传说”，这片居住面积0.54平方公里的村子曾被称为“小香港(专题)”。
这片土上生活着14000多人，村里有一半是三层四层的小楼，有的装潢考究富丽，也有墙皮斑驳的低矮旧屋，高高低低地夹杂在新建的小别墅之间。
博社村村民阿玲（化名）记得，2009年前后，村子里的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只消两三年光景，村子里就盖起了好多三四层的小楼。
蔡龙秋是博社村的村支书，他说这些小楼大都在2012年左右建起。那时候正是村中制贩毒泛滥的时期，许多人突然暴富了。
阿玲记得那时候，博社村马路上经常能见到来来回回的大卡车，这些车上都拉着麻黄草。村民们用拖拉机把麻黄草运到荔枝林里，一趟能赚两三百元。
麻黄草是一种含麻黄素的常用药材，提炼出麻黄碱之后可制造冰毒。博社村一个老中医告诉澎湃新闻，那几年，麻黄草一度断货，他的药店几乎无药可进。
陆丰市禁毒办工作人员曾向媒体证实，上世纪90年代末，制毒者主要是购买麻黄碱提炼冰毒；到2012年上半年，村民开始大量购买某些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提炼，相关药品被严管后，制毒者转为大量收购麻黄草。
“以前麻黄草的残渣成堆成堆地堆在路边，在博社村村口堆垃圾的地方，还立过一个村委会写的告示牌，写着严禁乱倒制毒垃圾！”村民阿玲记忆犹新，以至于很多人都干起了这种来钱快的活：“当时在家中的收入顶多一个月一千多块，这种事情谁不愿意干？”
随着政府的大力扫毒，博社村的生态发生着转变。村支书蔡龙秋说，这两年盖楼房的人少了，前几年村民争风盖楼的景象已不见。
甲西镇一名卖电瓶车的老板见证了博社村的暴富和衰落。“前几年，博社村的人电瓶车专买贵的，用两年旧了马上就换。来镇上买名牌衣服也从来不讲价钱，村子被整治之后，甚至有些名牌衣店因此倒闭了。”他回忆道。
艰难重建：三年中村里少了近三千人
如今，博社村大部分村民都不愿再提起村中制毒泛滥的过往。一位老年村民对“制毒村”的说法极为不屑：“不要再这样说了，这不等于说全村都在制毒，村里更多的是老老实实的穷人。”
村民们更加关心的是，扫赌之后政府如何带他们走向致富之路。“就是因为穷才去做毒品，不能只打击，还应该多建几个工厂。”一位女性村民说。
博社村的毒品犯罪往往被归因于当地的贫穷，村民在暴利的驱使下产生了一夜暴富的思想。村民阿玲（化名）甚至对毒品有着矛盾的想法：“明明知道毒品害人，但在它确实曾经‘带动’了村里的经济。”
自2013年底广东警方“雷霆扫赌”之后，博社村重建“两委”班子，逐步开展正常的村级治理、村务管理工作。2014年5月上任时，蔡龙秋可谓临危受命。他说，上任时感觉压力很大，当时整个村子几乎瘫痪，上任之前，陆丰市委领导还问他“敢不敢当”。
受制毒影响，博社村电线私拉乱接严重，村民经常无法正常用电，柴油发电机成了每家每户的必备品。因为长期无人管理，村里排污渠道堵塞，污水横流，垃圾堆积成山。
蔡龙秋希望尽快做出成绩，以获得村民的认可，上任之后，立即着手为村中修路，并重新接通电力。阻力同样不小，蔡龙秋说，在拆掉村里私接的电线时，就有村民闹事，几百人围着村委会。“甚至有人恐吓过我，可能是有人不服，觉得我不能带他们做冰毒去致富”。
如今博社村的村容村貌已有很大改善，民居门口新装的门牌号显示着村庄有了初步秩序。但蔡龙秋坦言，如何增加村民的经济来源，仍是需要继续解决的难题。
博社村距离海边只有2.5公里，是粤东一个典型的半农半鱼的村庄。该村人口密集，人多地少，而农田长满杂草。蔡龙秋说，因为缺乏水利设施，农田无法灌溉，已荒废多年，村子周围虽然有荔枝林和水塘，但根本满足不了村民的经济需求。“之前政府拨款修建水利，但现在因为资金不足停掉了。”
劳动力外流也很明显，“‘雷霆扫毒’之后，博社村子里已有近三千人外出打工。”蔡龙秋说。
甲西镇镇长梁锡江也为此犯难，他说，因为基础设施差，整个甲西没有一间像样的工厂，农业耕作也都是很原始的方式。
贫穷落后加上犯罪带来的环境恶化已很难在短期内转变。蔡龙秋还记得，“雷霆扫赌”之后，广东省的领导曾带着好几拨商人来当地考察，但最终没了下文。
毒帽难摘：一些官员充当“保护伞”是重要原因
陆丰市是广东省汕尾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1999年，该市曾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定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2004年几经努力摘掉了这顶“毒帽”；但2011年8月，再次被国家禁毒委定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
陆丰政法系统一名官员曾分析，2004年第一次“摘毒帽”后，陆丰毒品犯罪最为严重的“三甲地区”（甲子镇、甲西镇、甲东镇）没有形成规模产业，就业空间少，加上暴利诱惑，一些村民再次加入制贩毒大军。
除了受暴利驱使，博社村宗族势力强悍、基层组织薄弱也为制贩毒提供了环境。博社村仅有一个蔡姓，都是同一个祖宗，村子长期靠宗族势力管理。而博社村“两委”长期没有办公地点，原村支书蔡东家甚至充当制贩毒品的“幕后老板”。
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嘉向澎湃新闻坦言，当地之所以毒品屡禁不止，除了当地村民有“一夜暴富”思想，一些党政干部充当“保护伞”也是重要原因。
2013年底对博社村“雷霆扫毒”之后，警方对外透露，当地党政部门干部涉嫌充当毒贩保护伞的有14人，除蔡东家等村干部，还包括甲西镇派出所的两任所长庄永川和姜振全，其中，庄永川在甲西镇派出所任所长12年。
在广东，陆丰等地区的毒品犯罪“保护伞”甚至渗透到警方高层。据《羊城晚报》报道，2015年1月至10月，广东省检察院在办理陆丰、惠东等一系列毒品专案中，共依法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案件50件58人，包括曾先后但任陆丰市公安局长的陈宇铿和陈俊鹏等人。
在博社村工作组副组长、汕尾市公安局治安巡逻支队政委林天看来，陆丰制贩毒犯罪屡禁不止也和当地政府工作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经济基础差，陆丰缺乏财政收入，政府无力对群众进行扶持，对群众自己找门路谋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地曾流传‘陆丰无政府’的说法。”
林天说，三年前，陆丰公务员的工资也低得可怜，“有人也想捞点好处”，当地毒品犯罪的重刑率一度很低，让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赚钱后可以花钱买命的想法。
2015年6月，陆丰市委书记郑佳曾做出承诺，陆丰将继续铁腕治毒禁绝毒品，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确保2016年年底底达到“摘帽”工作标准。
但“摘帽”并不容易。林天说，国家禁毒委对禁毒重点整治区实行三年限期整治，而陆丰这次戴上毒帽已经五年，禁毒工作仍然较为严峻。
从今年1月1日开始，陆丰在“三甲地区”确定32个重点禁毒整治村，汕尾、陆丰两级行政部门联合组成驻村禁毒组进驻，全面负责宣传、排查等禁毒基础工作。
“目前追逃是‘摘帽’最主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也在鼓励当地人转产转业，以根除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但这是一个长期工作。”黄贤嘉说，追逃是“摘帽”达标的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