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法国大选年，四月底的总统选举之后，还有立法选举，不仅有政府的更迭，也有立法机关国民议会的换届。几个月来，各路政党不遗余力竞选拉票，不同社会族群、不同社会团体也竞相以各自方式表达诉求，以期或多或少地影响未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社团如何自处呢？近些年来，一向低调的华人社团因为治安问题接连发起大规模集会抗议活动，吸引法国舆论日益广泛的关注。如果说观察人士和媒体均肯定华人社团这一融入主流社会的表现的话，在法国每五年一次的政治大动员中，华人社群在何种程度上切身参与呢？社会融入努力是否也表现在选举活动所代表的政治参与层面？近年来法国亚裔社群的反歧视抗议集会与法国社会传统的反歧视运动有怎样的交集？我们电话采访了巴黎第四大学社会学博士、目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庄雅涵女士。
法广：华人在法国舆论中的一种形象是他们总是在埋头做生意。您能否介绍一下，整体来看，在法华人是否关心法国的政治生活？
莊雅涵：是，传统上，华人社团的确以工作为主，这是联系华商与社会的纽带，但是，近年来华人社群在巴黎不同社区扩张，这种扩张带来一些与当地居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或是公共争论，吸引了华商的关注，比如在Aubervillier或Belleville等地方，因为有很多华商聚集，在很多社区问题上，特别是环境问题、卫生问题乃至于文化节庆、融入问题等等，都为华商社团创造了一个政治上必须介入的空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新近的变化是随着华人社群的扩大，很多年轻的第二代逐渐成长、茁壮。他们同时具有中国文化和法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处于这两种文化接壤的地带，他们对法国的政治文化更加熟悉，需要他们为华人议题来挺身的时候，也就特别能够投入
法广：就是说与过去相比，华人对法国政治有更多关注。但是要吸引各路政党关注华人议题，还需要华人社团能够是各路候选人的潜在票箱。从以往情况来看，华人社团投票活动是否踊跃？他们是否很积极地行使投票的权利、去参加政治生活呢？
莊雅涵：华商在经济上的能见度使他们对左派或右派的政党都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从人口（数字）上来说，华人社群在法国社会中的比例相对不那么显著，在选举上的能见度不那么大。2017年的选举，我没有特别深入的观察。我对2012年大选的观察是，一方面华商曾希望去创造一些大家共同关注的议题来吸引选民去投票，但可能基层的华商还不是特别有共识，所以当时很难形成一个共识，促使大家去投票。如今五年过去，我想，有许多关于安全的问题在动员着大家，这是一个观察点：今年在华人社群中是否能够想象出一个可以代表整体华人利益的议题？但是，何谓整体华人的利益？因为毕竟这里虽然有很多华商，但也有很多没有投票权的基层工人等等，具体来说华人的基本利益是什么，这本身就是比较难以定义的话题。如果大家在这个层面上不能形成共识，那就很难有一个以整体华人社群为主体的投票导向动作。
法广：我看到网上有动员选民登记、投票的网站。从相关介绍来看，华人投票其实并不是非常踊跃……
莊雅涵：我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这方面的困难，但我的观察是：华人如果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话，因为（他们）在当地、在移民来自的国家没有投票的习惯，来到法国社会后，要建立起对政治议题的关注，用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这实际是一个比较新的习惯，所以，华人要形成一股可见的力量，第一步确实是要先动员大家去选举名单上登记，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被看见的话，就很难说形成一个可见的政治力量。我手边有一些其他学者用不同方法尝试做过的统计，他们测试出来，以２０１４年的（市镇）选举为例，整个巴黎地区选举人名单上能够看到的华人或者越南姓氏的投票人似乎只有６０００多人（法广注：据统计，法国大约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来自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地的亚裔人口，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巴黎和大巴黎地区。）。这个比例非常非常小。我相信从２０１４年到现在，这个数字应该是有所成长，但比例仍然非常小。当然，华人在法国社会中的比例本身也不大，但倘若在整个巴黎地区只有６０００多人、甚至一万多人（投票）的话，那比例也还是太低了，很难形成政治上可见的力量。所以，第一步，让大家愿意去在选举名单上登记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整个过程中还是需要在华人社群中的讨论，去更加了解民主政治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法广：这几年华人社团吸引法国舆论关注的事件是几次围绕安全问题的大型集会活动，尤其是２０１６年一名华人在Aubervillier遭遇抢劫袭击身亡事件引起的几次大规模集会活动。集会者喊出了反种族歧视的口号。法国社会其实常年都有各种各样的反歧视活动。华人社团与法国社会的这些活动有怎样的关系？
莊雅涵：法国社会的确从８０年代以来就有反种族主义运动的传统，但这些团体往往与左派政党比较亲近，而左派政党对安全议题比较没有敏感度。华人社团这些年因为安全问题而动员起来，然后通过一次又一次动员，能够从一开始聚焦一些特定区域的抢劫问题，到后来发展到能够把抢劫议题与种族歧视、与偏见扣联起来，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只是，从去年的动员情况来看，我的观察是，华人社团跟传统的反种族歧视团体的联系是不强的。其中的解释，一方面可能是历史上的确没有往来，再加上对于种族歧视这个议题的敏感度在华人青年中事实上也是比较新的，所以那些反种族主义的团体，不管是左派政党，比如SOS racismes，还是右派,，如果过去没有联系的话，如今在这样短暂的动员过程里，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某种桥梁。但是，去年的运动也可以是一个新的起点，让法国社会这些传统的反种族主义团体注意到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对于华人的特殊影响，提醒他们有一个新的可能的运动结盟的团体。
似乎自去年９月之后，这样的敏锐度也形成了。今年（2017年）春节， SOS Racisme组织参加了Aubervillier市政府主办的华人迎春活动，这是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就是法国反种族主义团体对于法国华人议题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在华人这一方，因为我们只关心安全议题，我们对安全问题的政策主张似乎就停留在强化警力、强化监视器安装等这些比较偏向加强控制的措施，但这样的措施和主流的法国反种族主义团体的政策提议有很大差距——实际上是没有交集的。比如，近日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对警察暴力的游行活动在巴黎市区举办，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有一万多人的游行活动中，没有任何华商协会或是华人青年协会参与。所以，我目前的观察是：虽然我们成功地把安全议题与反种族主义议题扣联，但是因为基本立场的差距，结盟的空间事实上看起来还是有限。也许在未来可以思考一下是否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起点。虽然把种族偏见和成为抢劫对象扣联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对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想象只是局限在加强警力方面，而看不到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可能有一些更加深厚的种族之间、族群之间的社会问题的话，那我想，对话还是相当有限。
法广：换句话说，就是华人对他们自身在法国社会面对的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切身认识成为歧视，他们更多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
莊雅涵：对啊，我想去年9月的行动当中，有能力去把抢劫和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比较年轻的华人第二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年轻的华人如果是在法国出生、或者受教育的，那他们就会在种族主义这样的议题上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敏感度，因为法国的教育对这些议题非常关心，很强调族群间的平等。老一代华商可能在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欠缺政治敏感度，而且，即使他们有一定的敏感度，但他们认为这些议题在政治上比较偏向左派政党的话语。他们对种族主义的感受度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政府的立场、对警察的立场、对于这些问题的想象。倘使我们认为解决治安问题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警力，却没有去深思在我们所住的社区里，我们同其他人口、其他族群、其他团体的关系的话，那么安全问题也很难得到彻底解决，毕竟解决偏见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藩篱的打破，这可能比加强警力控制要有效许多，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抢劫问题的话。
法广：各路政党对华人社团的诉求是否关注呢？是否有竞选人愿意来华人社区动员、争取支持？
莊雅涵：我没有具体的资料，但台面下的笼络的动作一定是有的，一方面华人社群有经济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华人在政治上也越来越多地表达出希望被重视的前往，所以很多私下与社团的往来一定是有的，但是，大型的特别要以笼络华人为主的政见或者集会活动事实上不是很多。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华人在公共舞台上的能见度还不够。
